问题很明显，但解决很困难。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不久，许多新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难题，信息化时代又带来许多新类型案件

[18]邓正耳：《要遏制网络隐身送礼》，《经济日报》2015年9月7日，第13版。又如，《中共广东省纪委、广东省监察厅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监督的暂行规定》第2条第4款规定：杜绝大操大办。交通银行宋峰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礼品[2]、甘肃原常务副省长虞海燕培植私人势力，腐蚀纪检干部[3]、财政部条法司综合处原处长王进杰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4]，这些案例事例的发生皆与领导干部人情泛滥存在直接渊源关系。（三）完善挂靠他人监督规范 挂靠他人监督规范即指就挂靠他人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又如，《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要求的规定》第16条仅规定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但未禁止不影响公务的人情礼，也未就影响公务的具体标准予以规定。

[13]完备的规范设定方能达致相应行为的规制目标。例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18条虽要求从业机构保存用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以便于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查处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网络送礼行为。[30]根据徐文的论述，在言论自由的个体自由观念之下，言论自由被视为一项以个体为指向和依归的自由，对言论自由正当性的辩护以及理论和制度保护的探讨都以个体为中心而展开。

这一解释方案颇具新意，让人耳目一新。[26]马岭：《宪法权利但书与宪法义务》，《当代法学》2009年第3期。针对我国宪法第41条对之前几部宪法近似条文的修改，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肖蔚云教授指出：新宪法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这是综合了过去几部宪法的规定，又增加了批评、建议、检举的权利，同时增写了‘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一体系可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法律保留原则的确立与类型化。

[34]当涉及对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检举，其会同时落入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领域，由此会出现宪法的法条竞合。[7] 1982年11月，彭真向全国人大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时再次强调：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第51条是我国现行宪法修改过程中新增加的条款。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司法行政化、官僚化不断加剧，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既有悖司法的亲历性，无法保证司法公正和效率，也难以追究错案责任。司法不公，人心不服，司法定分止争的功能就难以实现。

律师队伍是法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支持司法机关定分止争、提高司法公信力中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4)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将合议庭处理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按程序建议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针对四机关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均衡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制衡概念，要求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重点，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安排[19]。[1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8、67—68、69、67页。

权责统一的经典表述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18]。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的。

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司法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现实问题研究(2015MZD042)。

司法为民的内容极其丰富，排忧解难是为民，定分止争是为民，促进社会和谐是为民，维护社会公正是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为民，等等。如果扭曲司法责任制，必将导致司法民主制破产。3.关于司法规律的论述 司法责任制改革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正如美国学者埃尔曼所说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即使可以重新解释，但却不能推翻撤回。对于这些概念，习近平总书记都作出了认真分析与阐述。

[2]《习近平：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人民日报》2015年3月26日。在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系列论述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论述最为鲜明，而关于司法和司法改革的论述则尤为丰富。

现代社会中，通过司法权尤其是诉讼来解决社会纠纷已成为最主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和方法。通过程序，一方面使司法权具有职能上的法定性、正当性、有效性，避免权力滥用和过度自由裁量。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18、17页。法官要有职业良知，要坚守法治信仰，要敢于排除非法证据，敢于抵制对案件审理的各种干扰，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司法能力，没有能力就谈不上负责。

对于独任法官的职责，《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11]《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扎扎实实把改革举措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5年8月19日。其实，西方国家也不都是法官独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实行的就是集体合议、集体裁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对司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施加的压力日趋加重，以致出现司法的主客场现象，构成对司法统一、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的巨大挑战。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制约公权是现代司法的重要功能，它主要是针对行政权力，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行政权力的运行纳入法治轨道。

审判权的核心是裁决权、裁判权。二是裁决效力的终结性，即司法机关对某一诉讼案件作出最终生效裁决后不得再将这一诉讼重新纳入司法裁判的范围，亦称一事不再理原则(针对民事案件)和禁止双重追诉原则(针对刑事案件)。

法官、检察官要有审案判案的权力，也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制约[2]，保证法官、检察官做到‘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3]。在司法权运行和司法活动中，民主司法主要体现为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均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依多数法官的意见形成裁判。

(3)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这是因为在全部法治改革中，习近平总书记最关注司法改革。公检法司四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表明，要认真对待司法责任制，谨慎实施错案追究。

按照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二大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属于审判实体，而且是人民法院最高审判组织，所以不能违宪违法地把它排除在审理者、裁判者之外。要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对权力机关负责，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意志。

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案件，不经过由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的评议或讨论决断，不经过庭长或分管院长审查，径直由法官直接签发判决书，那是很危险的。行政诉讼则是司法制约公权的主渠道，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

美国著名大法官威廉姆斯•道格拉斯有一句堪称经典的名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法官仅仅是独立办案，法院才是独立行使审判权。